一个上海家庭的“垃圾分类”观察笔记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乱扔垃圾的个人将面临50-200元的罚款,社区“撤桶并点”,居民的生活垃圾必须定时定点投放,上海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因一直在外读书、工作,从未正式参与这项在家乡开展了半年多的环保行动。

我心中的疑惑是,垃圾分类会如何改变一个城市家庭的生活习惯?像我爸妈和我爷爷奶奶这样的中老年市民,是否真的会做好垃圾分类?他们如何判断这些复杂的生活垃圾的种类?而行为的规范是否真的能带来观念上的改变?

今年春节回上海过年的我,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把自己的家庭作为样本,体验并观察着“垃圾分类”在上海普通家庭中的实践。

垃圾分类后的家庭日常

我家是一个典型的由女性操持家务的家庭,我妈严根妹担任了垃圾分类的主要角色。施行强制垃圾分类后,她的一个日常生活片段是这样的:

晚上六点半或快七点的时候,我妈将饭桌上的残羹剩菜利落地倒进垃圾袋,又将干垃圾桶中的垃圾袋打结,我爸会接过一袋干垃圾,然后两人步行2分钟,来到小区门口的定时定点垃圾回收房。

小区的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点。新京报记者 邵媛媛 摄

左手的房间专收湿垃圾,右手边是干垃圾房,中间立着一个洗手台,水龙头边是一瓶洗手液。在湿垃圾房,我妈会熟练地抓住塑料袋尾部,将残羹剩饭抖落进垃圾桶,转身将塑料袋抛进身后的干垃圾暂存区。

按照上海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要求,垃圾投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时30分-8时30分;晚上是19时-20时。我妈曾错过几次开放的时间,那几天,她赶去扔垃圾的样子就像一个上课迟到的小学生。有时因为去我奶奶家或其他事耽误了,回到自己家后,她到家了不进门,而是问我爸现在几点钟了,她要赶在规定时间前去扔自己家里的垃圾。通常她接过两袋垃圾后就又“蹬蹬蹬”地下楼。

事实上,定时定点扔垃圾的规定曾被不少人诟病,尤其是过着“996”生活的年轻人。但志愿者也告诉我,如果错过规定时间,也可以把垃圾放在门口,因为志愿者会去检查,发现有垃圾就会帮着扔掉。

在这样的上海老式小区,邻里之间很容易相熟,来扔垃圾的居民总会与志愿者寒暄两句,志愿者阿姨也是小区的熟面孔了,总是热情地帮老年人一起扔垃圾。

但情况也并不常是如此,至少在刚施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居民总是“干的湿的一起扔”, “一个垃圾袋里什么垃圾都有”。让志愿者们不得不用钳子把垃圾夹出来分类。幸好绝大多数居民在半年的时间里变得自觉了。

而我妈的挑战则来自于我。这几天,我常常把因为自己嘴馋所制造的垃圾用来检验她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上海市民。

“姆妈,瓜子壳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我嗑的瓜子壳堆成了一座小山,下面垫着一张餐巾纸。

“湿垃圾,餐巾纸是干垃圾。”

但瓜子壳是湿垃圾的答案看起来值得商榷,毕竟它是干的。我迅速在手机上搜索了相关问题,――“属于易腐垃圾,是湿垃圾的一种。”

我又晃动着刚喝完的牛奶盒问,“这是干垃圾还是可回收垃圾?”我妈把盒子往我脚边的干垃圾桶里一丢, “如果牛奶盒要做可回收垃圾,必须要把里面的牛奶倒光,洗净并且晾干。”

小区内另一个定点投放点。新京报记者 邵媛媛 摄

去年7月,我回上海短暂小住了几天,给我妈带来不少麻烦。我随手一扔的一杯未喝完的珍珠奶茶,会被我妈从垃圾桶里重新捡起进行分类:奶茶倒入下水道,“珍珠”丢进湿垃圾桶,吸管和杯子是干垃圾。

我妈除了在强制分类后在家中添置了一个专门盛放厨余的湿垃圾桶外,还腾空了厨房的一个抽屉,用来专门收集电池、过期化妆品等有害垃圾,在阳台上设定了一个专门收纳可回收垃圾的区域。

从激励到强制

我们家最先参与垃圾分类的是我奶奶。现已81岁的她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是各项政策积极的响应者。她曾是小区的楼组长,各类社区活动的志愿者。

奶奶比年轻一代提早了一年多参与垃圾分类行动。2017年,我们小区成为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她被发到一个小小的“绿色账户”感应卡,每天定时定点去扔垃圾,分类正确积10分,早晚能积20分,等于5角钱。奶奶用积分换了好几包洗衣粉。

这个措施得到响应,很多和她一样的居民被激励了,当时,小区门口常常有一条井然有序的扔垃圾队伍。

奶奶也做过垃圾分类志愿者,就是开始强制施行垃圾分类时,年轻人最害怕直面的那批“上海大妈”。志愿者大妈们会围站在垃圾房边上,对提着垃圾袋的人“盘问”:“你是什么垃圾?”再要求打开袋子进行检查。

奶奶当时的“绿色账户”卡。新京报记者 邵媛媛 摄

2019年7月,垃圾分类冲上都市圈舆论场的最热门话题:有人不敢来上海旅游,有住在郊县的人会开车去江苏扔垃圾,有人拆袋检查时尴尬地掉出一个安全套……

当“绿色账户”成功动员了一批中老年市民时,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同龄人们的痛苦。吃完外卖还要考虑如何分类扔垃圾,下班后往往错过定时扔垃圾时间,拆袋检查会暴露生活隐私……

但垃圾分类还是步入了正轨。50多岁的姑父说:“垃圾不分类,捉到两百块。口号都喊出来了,不得不做了。”

相比我妈在家中担负主要分类的责任,姑父家是全员行动了。在2019年7月快要到来的日子里,在社区工作的姑姑每天回家做垃圾分类方面的测试题,哥哥买了个日本的分类垃圾桶,姑父被公司要求参加培训,有奖竞答后,还赢回来一包纸巾。

强制垃圾分类后,姑父家新买的分类垃圾桶。受访者供图

他对一道题目印象太深刻了:蟹壳是什么垃圾?“答案是,蟹壳是湿垃圾,但是帝王蟹的壳是干垃圾。”

用什么标准判断垃圾的类别?家人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凡是猪能吃的,都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能卖钱换猪的,就是可回收垃圾。”

确保2022年前全市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

某种程度上,我有一种“偏见”:――这场自上而下的环保运动强制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那么观念层面呢?

说“捉到罚200”的姑父回答“一开始为了积分、家庭荣誉,现在是为了子孙后代”时,我怀疑他在开玩笑。直到姑父说了下面的话,我才相信,大家真的提高了环保意识。

“后来老百姓觉悟都提高了,知道垃圾分类是好事情,为后代造福的事情。有很多东西不分类的话,特别是塑料的东西烂也烂不掉,弄也弄不掉。湿垃圾可以回归大自然,既保护环境,也维护了土地,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我爷爷给了我一个更夸张的答案――垃圾分类是为了拯救地球。

85岁的爷爷经历了上海垃圾分类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史。2000年,上海就曾被指定为全国八个试点城市之一,但小区颜色不同的垃圾桶在居民眼里没有任何区别。10年前,居委会大力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往每家每户分发手册和分类垃圾桶,颜色更加鲜明的垃圾桶在小区里闪亮登场。那次,我姐姐响应了号召,还说爷爷不够积极,老人反问“分类的垃圾桶被倒进同一辆垃圾车里,光叫我分类有什么用?”

现在,垃圾清运车也做到了分类,并且在倾倒垃圾前被要求“二次分拣”。爷爷也说:“垃圾分类利国利民,不注意垃圾分类,将来地球都要灭绝。”

2020年1月,上海市市长应勇表示,去年上海平均每天分出的可回收物增长了4.3倍,湿垃圾增长了88.8%,干垃圾减少了17.5%,垃圾的填埋率从41.4%下降到20%。他的愿望是,确保2022年前全市实现生活垃圾的零填埋。

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宣传。新京报记者 邵媛媛 摄

因为相信“大年初一不能洗澡、扫地和扔垃圾,否则会把好运带走”的传统说法,除夕夜这天,我妈清空了家里所有的垃圾桶。

事实确实如此。第二天环卫工人对我说,常常满得塞不下的干垃圾桶在大年初一难得享受了一次空置。但后面几天,因为过节,居民产生的垃圾比平日更多。

尤其是大年初二,我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姨一边投放垃圾,一边不好意思地说:“家里的几个小举头(小孩)太能吃了。”

按“二次分拣”要求,垃圾被投放进不同的垃圾桶后,垃圾们将再次被检查、挑拣。而这些步骤必须在垃圾清运车到来之前完成。湿垃圾桶是重点检查对象。环卫工表示,“湿垃圾中混入干垃圾会很麻烦。”

因此,环卫工不得不在天还未亮时,一手举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一条长棍,不停搅动垃圾桶中的湿垃圾,仔细寻找可能的“漏网之鱼”。而排列在三米之外的干垃圾桶,常常被一包包圆鼓鼓的垃圾顶开了垃圾桶盖。

在小镇的居民醒来之前,共有三、四十辆垃圾清运车流动于这个小镇的各条马路和街道上。

清晨六点半,漆黑的天空稍稍抬亮,垃圾清运车在我家小区门口停下,将垃圾收走后,又发着低沉的启动声向下一个站点驶去。半个小时后,鸟儿发出清脆的叫声,天露鱼肚白。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中,妈妈手机收到一条关于口罩分类的微信:普通市民的口罩毁坏后投放到“有害垃圾”桶内;有发热、咳嗽症状市民的口罩消毒后密封丢弃至“有害垃圾”桶内。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总结2019年,为什么?

严根妹:没什么变化,平平淡淡的。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严根妹:垃圾分类之后,美化环境,没有湿垃圾干垃圾到处扔,湿垃圾做肥料,不浪费资源。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严根妹:乡下的房子早些动迁,住进新农村。大女儿生个宝宝,小女儿结婚。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严根妹:退休工资高的和低的差好多,希望能拉平一些。

新京报记者 邵媛媛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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